山西大学是近代中国最早成立的三所国立大学之一，也是解放前晋察绥蒙地区唯一一所高等学府。检视我党在山西大学党支部的创立过程，可以从一个微观视角理解早期中共基层组织的创建和生存方式，理解党组织与大学校园互为依托、共克时艰的革命历程。

一、《新共和》与马克思主义在校园的传播

在清末争矿运动、辛亥革命中就斗争激烈、贡献卓著的山西大学师生们，1919 年为了支援北京学生运动，在全省率先成立学生会，发起成立以该校师生为骨干的“山西省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不仅组织学生罢课，且领导了近一个月的学生、市民、店员、工人的游行示威，把山西的五四运动推向高潮。在该运动的影响下，山西大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团及刊物纷纷出现，其中创办最早、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是新共和学会创办的《新共和》杂志。1920 年 4 月 13 日，山西大学校 10 余名教职员、20余名文科学生组织成立新共和学会，本着“交换学识，研究学术”的宗旨，1921 年 12 月 10 日，刊发不定期刊物《新共和》。截止到 1923 年 7 月，共发行了 4 期，每期约 200 个页码左右，均为 16 开，分为论说、评坛、译著、文艺杂纂、随感录等门类。

1920 年 12 月，校学生会对袁世凯时期颁布的《矿产条例》首先发难，通过发表宣言、递交**书、游行示威，并组织矿产公有讨论会和全省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将晋矿归公运动扩大至全省。为了声援该运动，《新共和》刊发了谢焕文的文章《贫乏问题的原因及其解决方法》，揭露山西矿业中的地主、矿场主“占有生产机关，雇佣他人的劳力从事生产，以为自己积蓄私产”的情况，指出中国矿业工人等劳动阶级的悲惨境遇：“我国社会素来轻视工人，所以工价的过低，工作时间的过长，工厂卫生条件差，工人疾病死亡残废的毫无保险，劳动法令的毫无规定，恐怕世界上再找不出更坏的景象来。我国劳工所受重利的盘剥，物价昂贵的压迫，恶政治与恶税则的纷扰烦乱，也实在已到了山穷水尽之时。”在此基础上，他得出结论：“据现在大家公认的道理，代资本主义而起的当然是社会主义。我想：有理性，有良心的人，决不至反对社会主义！我们中国除非那些闭睛瞎说，不晓得世界大势的顽固党，也绝没有胡乱反对社会主义的！”

晋矿归公运动后，书辅、彭基相、姚小山等师生们也纷纷在《新共和》上撰文，猛烈批判资本主义，肯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出“社会主义的真精神就是增进全体的幸福”的结论，“在沙漠弥漫的太原城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被时人誉为“必能作此社会改造之前驱”。此外，山西学术研究会和《新觉路》半月刊以及晋新书社等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也影响颇大。前者“介绍其他省份工人运动的情况，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特别注重研究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学说” ，被称为“山西第一个以传播‘五四’以来新思想为宗旨的学术研究会”；后者专门出售《新青年》《先驱》《劳动周刊》《向导》等进步书刊。

二、山西大学党支部的创建

1924 年，高君宇遵照李大钊的指示，在太原省立第一中学校成立了山西第一个共产党支部。据彭真的回忆：“1924、1925 年……山西大学有一个团小组，负责人是马锡侯（汾阳人）”“1924 年……山大也有一名党员”。1925 年，山西大学教授梁泰仁和学生卢玉书首先反对阎锡山的“征收房税办法”，发起了反房税运动，校学生会立即组织和阎锡山谈判、海子边集会、查封省议会、围攻督署等系列活动，最终取得胜利，极大推动了山西学生运动的发展。

1926 年 6 月，中共太原地委在山西大学建立三晋高中联合党支部，根据袁致和回忆，支部党员有4人：“支部书记是樊仲民（四川人），周玉林（当时主要负责团的工作），袁希安，还有一个姓王的”。

1926 年 8 月，由于樊仲民调任中共太原市南部委员会书记，袁希安调任南部委员会组织部长，吴吉人（吴康，晋南人）接任支部书记，支部党员有三晋高中的甑华和高巍。此期，正处在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时期，阎锡山对山西大学校管控较前放松，党组织积极展开活动：吴吉人主要“到兵工厂搞工人运动”，甑华和高巍则“在学校内外做学生工作”，一方面积极支持并参与中共上海党负责人罗亦农等发起的“西北革命同盟会”，成立山西大学校分会，另一方面参加山西省委举办的党训班，组织“自学和支部集体学习”“积极地努力物色和培养进步青年入党”，半年时间就把党员人数发展到 10 余人，扩展成立山西大学校党支部和三晋高中两个支部，吴吉人和甑华分别担任支部书记。

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阎锡山在山西开始“清校”“清党”运动，山西大学校 10 名共产党员和 32 名共青团员被逮捕，党支部遭到破坏。据甑华回忆，当时党组织负责人通过商讨，通知支部成员迅速转移到外地农村隐蔽活动。8 月，在中共北方局委员会委派的戎子桐领导下，山西大学校党支部重新建立。但由于当时山西省委坚持“无动不暴”“左”的路线，发动“新华舞台事件”，阎锡山再次镇压，党组织再遭破坏。之后，国民党右派和阎锡山对山西大学校进行严格管控，建立训育管理制度，发动“新生活运动”，山西大学校开始踏步不前，“学生和教授整天在宿舍里开场聚赌，吸食鸦片”“学风之坏，无以复加”，直到抗日战争时期师生们在潘继文负责的党支部领导下开始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

三、山西大学党支部创建的特点及原因

回首山西大学党支部的创建历程，我们首先可以发现它创建的曲折与艰难，成立时间明显滞后于省立第一中学校、太原国民师范学校等。这主要是因为阎锡山对学校的严密控制。一则思想控制。1915 年阎锡山就将留学时的日记整理成小册子《军国主义谭》，印刷 2 万余册，作为学生们必读教材。1917 年他又成立洗心社，以存心养性、明德新民为宗旨，要求山西大学校学生每周参加洗心社的聚会，每逢大祭全班列席，尤其是国文班的学生，一直持续到中原大战前。二则直接插手教学。如 1917 年阎锡山为了发展实业，让山西大学校开始酌减文科专业班级，增招机械、采矿、冶金班级。1920 年后又因为铁道收归国有，省内将无重大工程项目，又令山西大学校暂停土木工程科的招生。三则采用各种手段拉拢进步师生。如阎锡山委任校长王录勋为山西省政府委员、山西省建设厅厅长、督军公署秘书、知事考试委员长等职，破格录用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贾超孟、周敦信以及反房税斗争中的李锡龄等。

党支部创建之后又遭遇重重劫难，仅 1927 年就经历了 4 月破坏——8 月重建——年底再破坏，直到 1936 年 5 月才得以恢复，1944 年后才开始在校园公开活动，虽历尽劫难，但山西大学党组织的革命活动从未中断，如第一次党组织被破坏，段灿、荆世庆等党员就转战祁县乔家堡和猗氏，将工作重点转向对群众的宣传动员。

虽然环境恶劣，处境艰险，但山西大学党支部一则内源性特征明显，其主要成员并不是由上级党组织委派专员，而是学校中的进步师生主动向党组织靠拢，成为党员后又继续发展其他师生，这与山西大学优良的革命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分不开。二则具有强烈的反哺性和开放性。山西大学党支部成立后，不仅给中共太原南部委员会输送了樊仲民、袁致和等优秀党员，且积极主动支持“西北革命同盟会”等革命团体，尤其是抗日战争通过成立牺盟会、组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山西大学分队、出版《突击》西安事变专号等积极和阎锡山合作抗日，解放战争时期迁校北平后不仅成立“阳生社”，支援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还积极参加了迎接北平解放的各项活动。可以说，也正是这种反哺性和开放性，山西大学党支部才能够在长期的蒋阎共之争中得以生存，并将山西大学改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学府。（本文转自《支部建设》2021年19期，作者系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