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任之讲堂”第23讲举行，特别邀请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孙向晨教授担任主讲人，他作了题为《亲亲：在同一与他者之间》的报告。

孙向晨在报告中，首先通过对比西方哲学传统、犹太思想传统与汉语思想不同发展路线，提出自己支持的汉语思想传统。西方哲学传统以巴门尼德—柏拉图—笛卡尔—海德格尔为代表发展了存在论（ontology）；犹太思想传统以列维纳斯的立论为代表形成了超越论。前者体现了从存在论到自我同一的思想路径，但是“为自我”的主体论哲学不能容纳“他者”；然而，后者将存在的希望寄托于“他者”，这打破了存在论的“同一性”，更强调“他异性”。由此，孙向晨对列维纳斯的观点提出以下三点质疑：第一，列维纳斯思考关于“个体性”的考量；第二，在列维纳斯论述中，他特别强调“他者”的他异性，但是这种解决方法并没有逃脱“为自我”的主体论主宰；第三，列维纳斯的“他者”背后始终有着“神性”观念。

随后，孙向晨诉诸《周易》、《说文解字》和明代罗汝芳的思想等，阐述了汉语思想传统中从“生生论”到“亲亲论”的哲学思想。从群经之首《周易》中的“生生之谓易”可知，汉语哲学的第一范畴是体现“生生”的“变易”（becoming）。“生生论”与西方存在论的区别在于两点：其一，“生生论”反对“同”而强调“和”以保持系统的协同性；其二，“生生论”追求无限与开放，并非朝向某种绝对、总体。从“生生论”出发，发展出一种“亲亲”之论，即“为亲亲”的主体论。孙向晨以明代罗汝芳对“生生论”与“亲亲论”关联的论证为基础，将汉语思想中的“爱”与希腊文化的“情爱”（Eros）、基督教传统的“圣爱”相区别，“亲亲”之爱强调“世代”之间的亲人之“爱”，在“为己”与“为他”之间，以此为生存论的起点。“亲亲”之爱是“双向”的，既是一个人热爱生命中最初遇到的那个养育自己的“他人”，又是一个人热爱生命中那个既是自己又是他人的下一代。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看，这是一种更直接、更天然的情感，“父母唯其疾之忧”父母对于子女有着无时无刻的牵挂。从子女与父母的关系来看，子女对于父母的爱似乎不及父母对子女的爱，因此“孝爱”便具有首要的德性地位。

最后，孙向晨以“道不远人”的方式，把“亲亲”作为起点，建构了一个人生在世的“温暖世界”。由“亲亲”可确立“家”的概念，即在血缘与家族之中与亲人的密切接触；再由“家”再把世界“拉近”身边，这就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形成“温暖世界”的“先验”条件。“亲亲之家”意味着新的“未来”，“温暖世界”向着“希望”敞开。

在评议环节，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陈常燊教授作了评议，并提出五个相关问题进行对话交流：第一，从亚里士多德的《家政篇》、《尼各马可伦理学》的重要观点出发，亚氏的“家”是否也是伦理世界的起点？第二，借鉴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中对“差序格局”的定义与特征，“差序格局”下的社会缺乏公德意识。那么“亲亲”如何应对罗尔斯的“无知之幕”，“亲亲”背景下的正义社会如何可能？第三，是否会由于超验或先验特征，以及非认知和非言语特征，而使得“亲亲”显得有些神秘主义色彩？第四，联系当代道德人类学中的“利亲主义”，“亲亲”是不是一种介于康德式“绝对律令”与“利己主义”之间的利亲主义？第五，“亲亲”与“父慈子孝”之关系如何，是等于抑或大于？

孙向晨对以上问题作出了回应，并补充了相关的思想史背景。首先，在亚里士多德时期，社会以城邦制为主，很注重家庭，但是古希腊的“家”思想与汉语思想中的家文化还是有所区别的。其次，从休谟的分析与孟子的思想出发，休谟的重心在于法律，而孟子的思想重心在于教化，休谟分析的重要性在当代的价值有待进一步考究。再次，“先验”这个词大多是“借用”，这里是“借用”幼儿时期的“亲亲”心理结构先于之后的经验，而我们的认知可以从更宽泛的视角理解，并非只是视觉中心主义。同时，我们本能的拥有“亲亲”情感，但是建立这种情感之上的文化并不是对此的放大，而是一种反思和提升，“亲亲”是爱的一种模型。

在互动环节，针对现场和线上师生们提出的问题，孙向晨作了简要回应。一是，针对传统“亲亲”关系对当代的借鉴意义有多大的问题，从抽象的意义上讲，中西哲学史上都强调“家”的重要性。如果人们拥有一种更强有力的生长环境，更自觉地理解“亲亲”之爱，对于人们未来的成长，成为一个健康主体是有重要意义的。二是，对于“变”的背后是否存在“不变”，其中是否存在腐败和退化的问题，孙向晨指出，对于“不变”的理解，《周易》强调变化和现象之间的某种联系，六十四卦体现的是六十四种复杂关系的基本模型，以此帮助我们理解变化的世界。任何文化都是一种平衡的形态，之所以产生腐败和退化，是因为丧失了某种平衡性，对此的反思在于相反相成的结构被破坏了。三是，对于是否存在优先性的问题，“亲亲”论内部存在的是不对称关系而非等级关系，父母与子女的非对称性形成了伦理性的回应，认识到非对称性也可以理解到由此引发的道德责任或伦理反应。

在讲堂最后，江怡教授作了精炼的总结。他认为，通过这种思考维度，让我们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拥有的底蕴依然可以与西方哲学对话，在对话中，我们真正意识到自己的独特视角、方法和理论，这有助于我们在从事西方哲学研究中，主动融入中国人对生命、世界等基本问题的反思。

本次讲堂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来自山西大学以及国内其他高校的一百余位师生参加了本次讲堂。

（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李然/供稿）